我在这场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自驾游’中几乎横扫了今年报纸上的经济类新闻，并将我认为比较关键的地方用途径汽车旅馆的剪刀依次剪下，粘贴进一本黄马皮笔记本里。我想安迪或许不会欣赏一块玉石，因此这本笔记本差不多花光了我口袋里的最后几张华盛顿和杰斐逊[2]，上面写的不是绵绵情话，而是：九月份法郎对美元贬值38.75%、富士银行作为外汇指定银行开始兼营国外业务、8月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的建议，国际经济学会成立……。
实话实说，这些东西于我而言几乎就是狗屁不通，但我想安迪可能会需要他们，或者说，安迪必须知道关于外界的信息。
我在我的时代曾经见过一位犯人，传说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一时糊涂而被判入狱。进去时的他应该没比我大上多少，因为脑筋非常灵活曾一度是村里的希望。但在三十年后，世界斗转星移，而他白发苍苍，举目无亲，在他最熟悉的城镇里，因为餐饮店员工的一句扫码点单而捏着几张纸币，无措的像个三四岁的，在公共场合因为尿了裤子而被家人斥责的孩子。
这个时代变化的实在太快了，三五年的与世隔绝就可以令一个人在回返家乡时找不到东南西北。我不知道安迪会被关上几年，但我知道以他的表现，出狱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的鸟儿终于得以飞出这间铁牢笼的时候，会因为迷失方向而一头撞在树上。我希望他能重返他最熟悉的，最如鱼得水的领域，骄傲的抬起头来，继续叱咤风云。
虽然没有文化的莱斯利·霍尔狱警先生是真的无法理解，这些被他剪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虽然我只是想送给他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一时不知道到底该先给他什么……当然，更有可能是我害怕他无法理解中国文化，嫌弃那一块玉石寒酸。
十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哈德利按下表，朝站在开关边上的杨勒扬了扬下巴，杨勒立刻像是得到了主人命令的狗一样转身按下牢门开关。
“嗞——咯噔。”牢门沉重开启的声音打断了我脑中漫无目的的随想，我略微扬了扬脑袋，在警帽漆黑的帽檐边缘以余光悄悄望向那个我所熟悉的牢门的方向。
安迪·杜弗兰从监狱里缓缓走出来，他似乎是刚洗过脸，一点儿水迹顺着发丝和脸颊流淌过脖颈，将浅色半袖贴身t恤的领口位置洇成深绿。逆着光，我没法清楚的看清他的神态，但我能看到他在短暂的目视前方后略微低头，望向了狱警队伍。
我不知道他在找谁，但我们在那一刻准确无误的对上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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