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简川觉得自己像是在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
每天早上在餐桌前和顾时年面对面吃早饭，继母在旁边忙着盛粥，父亲翻着报纸偶尔问一句“今天有课吗”。他回答“有”，然后低头扒饭，余光扫到他哥端着咖啡杯的手——就是那只在北海道牵过他、在雪地里扣过他后脑勺、在被褥下面搂过他腰的手，此刻端端正正地握着杯柄，指节分明，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简川把视线移回自己的碗里。
晚上各自回房。顾时年会给他发消息——“睡了吗”“记得喝热水”“明早有课的话定闹钟”。简川每条都回，但每条都只回一两个字。不是不想多说，是他怕说多了会忍不住打出一句“我想你了”，然后这条消息就会变成一颗钉在聊天记录里的钉子，随时可能被人发现。
他想他哥。在同一栋房子里，隔着一堵墙，想得抓心挠肝。
这种日子过到第十天的时候，简川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不是那种崩溃的撑不住，是那种被温水煮着的、钝刀子割肉的、一点一点被消耗的撑不住。他在学校里能正常上课、正常和同学说话、正常去食堂打饭，但只要一踏进家门，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感就会重新罩上来——他要在父母面前叫他“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要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不能下意识地往他那边靠。
但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这些。最让他难受的是顾时年比他更会演。他哥在家的每一分钟都在滴水不漏地扮演“哥哥”的角色——关心他的学业、提醒他添衣服、吃饭时给他夹菜，动作坦荡自然，看不出任何破绽。如果不是在北海道亲眼见过他失控的样子，简川甚至会怀疑那几天是不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
但他知道那不是。因为他偶尔会在某些瞬间捕捉到顾时年没藏好的东西——他给他递水杯时指尖在他手背上多停留的那零点几秒，他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呼吸微微乱了的那一拍，他叫他“简川”时尾音里那一丝只有他能听出来的、压抑的温柔。这些碎片只有他能看到，只有他能听懂。但也只有他会被这些碎片划伤。
转折发生在第十二天晚上。
那天晚饭后，父亲把顾时年叫进了书房。简川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只是从客厅的沙发上看到书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心里咯噔了一下。继母在厨房洗碗，水龙头的声音哗哗的，盖过了书房里传出来的任何声响。
简川坐在沙发上假装看电视，但他的注意力全在那扇紧闭的门上。他手里的遥控器一直没有换台，电视里的声音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耳朵竖得笔直，试图捕捉任何一点从书房方向传来的动静。什么都听不到。书房的隔音太好了，或者说里面的人说话声音太低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