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曼群其实也想过很多次，想到承载着自己太多理想、价值与付出这份报纸，实在有些于心难忍。不像别人，把办报当饭碗而已，他把办报当做了人生的理想、价值和荣誉实现的载体，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别人离开得理所当然，他感觉自己离开则感心中隐痛。
以往天马行空一个人，以笔为剑，不畏强权、嘻笑怒骂、快意恩仇，也明白文人孤勇终究敌不过权谋的老练，而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还是一次次推着自己，站在新闻战场、公理公义的火线。
直到遇到江朝后，曼群发现自己开始变了，变得谨慎和胆小，少了锐气和豪情。
“自己太儿女情长了吧？”曼群心里无力地自嘲到。
三天之后，站在上海浦东华通码头，当年从武汉逃离至宜昌的情形，再一次映入曼群的眼帘，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加庞大。当年宜昌码头仅仅是民众求生自救的个人行为。而这一次是一场国民政府主导的逃亡行动。
黄埔江上，停靠着各种军舰、商船，听说国民政府在抢运黄金等重要物资到台湾。还有将驻守上海的军队也运至台湾。
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先期赴台就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
管控不断加剧，社会恐慌也随之加倍发酵膨胀。
很多家庭低价变卖了房屋和家产，换来金条后，再千方百计兑换成银元，然后去轮船公司抢购船票，殷实的家底也因此荡然无存。
买到船票的人们，唯恐事情有变，提前几天挤上了船，晚上睡在甲板上，静候第二天开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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