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会儿，目光里不带什么含义，表情比我还空白上那么些许，沉默蔓延了那么片刻又被走廊里的脚步声打断。理查顿了顿，眼中飞快的浮现出一点儿不赞同的情绪。
“杜弗兰现在忙得很，如果你看到他在给别人‘帮忙’的话，尽量少打扰。”
很快的，我就知道了他口中的‘帮忙’是什么意思。
如我所说的，整个上午安迪都在洗衣房工作。那地方闷热，潮湿，水汽重的像是把一条瀑布硬生生塞进了一个巨型熔炉里，年轻力壮的犯人常要铲煤——这种事经常是由犯人中地位最低的黑鬼、印第安人和最胆小差劲的白人去做。安迪一开始也做过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偶尔会去找他，而安迪本身又跟犯人里的万事通瑞德交好之后才有所改善。
但即使是不用铲煤将自己弄得一身灰，洗衣房也绝非什么好地方，不停的搓洗，用各种各样的洗衣粉，大量的体力劳动……看管洗衣房工作的犯人在狱警里都是有名的苦差事。以至于我们这些狱警靠去洗衣房的排班次数，就能判定自己在哈德利心中的地位排在第几。
我原以为从那么辛苦的地方出来后安迪会找个地方窝着看会儿书，就像之前那样，他把被汗水打透的衣服洗一洗，借着图书馆里正午的好阳光晾晒片刻，披着浅色牛仔外套看我借回来的经济学书籍，而我则翻看他写的讲义。我们偶尔会交流上那么一两句，更多的时候，在短暂的书页翻动的轻响后，我身边的呼吸会随着光斑的移动变得平稳且绵长。
但在我离开几个月后，当我再次推开图书馆的门时，安迪却没在看书也没在睡觉。
男人坐在桌子前面，图书馆的桌子似乎换了一张，由一张破烂粗拙的老木头换成上了清漆的原色木桌。那盆金光菊被转移到了桌子上，桌面还放着一个粗浊的玻璃杯和一个纸杯，成打的A4纸杯整齐排列在桌子角上，各种文件模板分门别类的堆积在桌面。
这幅极其类似银行或政府高级职员办公桌的画面将我的脚钉在了门边，十几分钟前暴躁的跑出门的杨勒正坐在安迪的对面，一边抄着本不知什么书在扇风，一边说出自己的要求。
“今年说是要涨工资，但该死的税率实在是太高了。”他说：“如果按照税率去交钱，我明明涨了工资，收入却比现在还低……我们明明只是一群最普通的狱警而已，为什么要负担这么高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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