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安勿躁，先生。”安迪坐在桌前，钢笔的笔盖轻轻点了两下桌面，“涨工资是一件很长期的事吗？”
“当然！”
“那么短期或只能使用一到两次的避税行为并不适合这种情况。”安迪说着，扯了张表格放到桌面上，“最一劳永逸的道路有两条，第一种方法是您与典狱长商量，将您的部分个人花销计入监狱运营成本，用以降低个人收入水平档次。”
“不可能！诺顿不会同意的。”杨勒皱起眉头，看上去像是要和安迪干上一架，“这是在将我的风险转移给——”他顿了一下，理智在线的没有把剩余的话说完，斩钉截铁的抛出结论“诺顿不可能答应。”
“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但这个方法恐怕更适用于监狱里涨工资的人较多的情况。”安迪说着，拔出钢笔，在表格上简单写画了几笔，“我-国法律认为只有在美国注册的公司才是本国公司，才需纳税，各位大可在国外建立一个空壳公司，转移一部分收入。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可以令参与这个公司的所有人在税务上转变为低收入人群。”
这段话里面的操作杨勒或许没听懂，但他显然听懂了结尾处的‘低收入人群’五个字。
“真的吗？”他问。
“只需要一些信息和签署一些文件。”安迪将文件掉了个个儿递给他，连带着钢笔，“不过最重要的部分是拥有美国国籍。”
这话是句废话，整个监狱里从典狱长到随便哪位犯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
杨勒愣了一会儿，随即微笑起来，他下意识的起身想和安迪握手，但那只有些肥胖宽大的手刚从兜里掏出来就停在了半空。男人后知后觉的想起他现在并不是在银行面对着理财顾问，甚至面前这个将金融问题侃侃而谈的人，在今天上午还要在他的监视和吓骂下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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