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弟主导的“北上延安”事件后，作为书香门第的赫家颇觉颜面扫地，加紧了对她的看管。在赫家人看来，志弟言行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或许婚姻家庭、相夫教子是束缚她的最好办法，是时候让她安定下来了。
因为赫家的声望，那一段时间大田镇的媒婆们开展了繁忙的“纵横捭阖”之旅，毕竟赫家三小姐找婆家，在大田可是一件很大的事件。
回到大田之后，志弟表面上静若止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的火焰却持续燃烧，关于那次古道北行中的思考仍旧在继续。“为什么要决意北上？”、“北上到底想追求什么？”这些问题仍旧萦绕不去。
自己出生书香门第，在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长大，经历的是同龄女孩完全不同的人生。过去女人全都是在家里的，养孩子，做家务，这就是中国女性一生全部的事件。
志弟在想，最大的不同，也许应该就是自己能够享受那个年代，只有男性才有的受教育权利。幼年起便在家和兄弟们一起念书识字。民国成立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到了学龄，顺利入读只有两个女生的小学堂，后来顺利考进了有江省立中学。
当时在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余波也辐射到尚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状态的中国大地。
在有江中学，学校倡导女子多读书，坚持女子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全面发展，最终成为能够自立、自强的国民。
在女子婚姻观上，不再绝对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纲常礼教的抨击，使之强加给妇女的种种束缚不再天经地义。追求自由择偶、离婚自愿、更有宣扬独身者。
在女子职业观上，宣传西方妇女就业状况，就业有利于她们自立、不再依赖于男子，鼓励女性走向社会的勇气。
参政观上，提倡男女同权。提出来女人有投票权、财产权，各种各样的女权运动诉求。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末分别掀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女子参政高潮。在这期间，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等人深刻地认识到妇女的解放尤其是女子参政的重要性。
所以借着辛亥革命的民主之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曾上书民国参议院：“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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